随着新经济的快速发展，灵活就业人员数量不断增加，其中大部分从事外卖、快递等行业。然而，在解决就业问题的同时，灵活就业也面临着劳动权益、交通安全、社会保障等问题，需要各级政府积极解决。本文将从灵活就业人员的社会保险问题、权益保护难点等方面探讨灵活就业的现状。

随着新经济的快速发展，以快递、外卖为代表的行业，依托互联网平台灵活就业的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数量大幅增加。

全国总工会2023年发布的第九次全国职工队伍调查显示，我国的灵活就业人数高达9478万人。而在这些灵活就业人员当中，有超过8400万的人从事的都是外卖、快递等行业。

在解决大量人员就业问题的同时，灵活就业也暴露出不少问题。如何保证快递员、外卖员的劳动权益、交通安全以及劳动健康等员工福利待遇正在成为亟待解决的问题。

5月1日正式实施的《杭州市网络餐饮外卖配送监督管理办法》（以下简称《办法》），在外卖配送员的权益保障方面做出了详细的规定。而早在2021年，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等八部门联合发布了《关于维护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劳动保障权益的指导意见》。同年，江苏省出台了《关于维护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劳动保障权益的意见》由此不难看出，灵活就业人员的社会保障正在成为各级政府积极解决的问题。

5月22日，快递专家赵小敏在接受《中国物流与采购》杂志记者采访时表示，“我们预计未来2～3年，灵活就业人员的社保将全面解决。”

权益保护难点频现

尽管我国灵活用工呈现蓬勃发展的态势，但由于其处于发展初期，在权益保护方面依旧有不少问题。

一是部分岗位安全风险较高。随着消费者对购物时效的需求不断提高，快递、外卖等的配送时效愈发严格。尤其在外卖领域，不少外卖员为了赶时间，超速、闯红灯、逆行等交通违法行为比比皆是。

上海市人民政府发布的《2019年上半年全市快递外卖行业交通事故情况》报告显示，2019年上半年，全市共发生涉及快递、外卖行业各类道路交通事故325起，造成5人死亡，324人受伤。去年北京市快递外卖即时配送车辆发生同等以上责任致人伤亡事故同比呈上升趋势，为此，北京市公安局公安交通管理局也约谈了10家交通安全隐患突出快递外卖即时配送企业。虽然交管部门一再为该行业敲响警钟，但从事这些行业的就业者仍然存在较大的安全隐患，一旦出现安全问题，对从业者本身及家庭都会带来巨大的冲击。

二是劳动者自身法律意识淡薄。由于快递、外卖企业从业人员的流动性较强，不少劳动者属于跨区域、跨城市劳动，其对于是否有劳动合同等问题缺乏足够的重视，对相关社会保障政策也缺乏足够的了解，也有相当一部分劳动者并未将其作为一份长期的职业，只作为缓解当前财务困境的一种手段，因此也没有考虑过关于职业发展的长远规划和保障的相关问题。

此外，平台多与劳动者签订电子化的服务条款，这种条款一般内容冗长、繁琐，各个条目均采用专业术语细致地罗列和划分。对此，劳动者一方面缺乏耐心细看，另一方面也存在看不懂的情况，这也就导致了劳动者对所签订的服务条款的忽视。

需强制立法为灵活就业者“撑腰”

由于劳动者通过平台领取任务并完成工作即可获得报酬，二者不签订劳动合同，平台也就无需为劳动者提供必要的社会保障。灵活用工这种方式在一定程度上让企业规避了自身应承担的社会责任。

我国目前对于平台零工劳动者的相关法律保障体系不够完善，未出台完整的、明确的规定和政策。但也应当看到，政府部门正在积极为快递员、外卖员立法“撑腰”。

5月26日，人力资源社会和保障部、最高人民法院联合发布了新就业形态下劳动争议的典型案例，其中指出，要坚持“事实优先”的劳动关系认定原则，根据用工事实认定企业和劳动者的关系；明确“从属性 要素式”的劳动关系认定思路，结合平台实际用工中劳动者对工作时间及工作量的自主决定程度等要素，全面分析劳动者与企业之间的人格从属性、经济从属性、组织从属性，加强对劳动管理程度的综合考量，对符合确立劳动关系情形的认定标准作出重点规范；对通过订立民事合作协议规避用人单位义务、“假外包真用工”、诱导劳动者注册个体工商户等违法用工行为予以纠正，切实维护劳动者合法权益。

对于杭州市《办法》，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黎建飞认为有两点很突出：一是它强调了外卖骑手的相关主体定义，平台要给予明确，这样对骑手权益的保障以及相互之间关系的确定是一个很有意义的探索。第二，其中特别关注到算法问题。算法涉及的是劳动定额的问题，劳动定额是普通人在标准工作时间能够完成的工作量，而算法它可能会通过“排除”各种干扰，如天气、路况等现实情况，以一个抽象的人来进行劳动定额，但对于现实中的普通人就完成不了，所以杭州在积极突破解决这一问题。此外，《办法》还明确网络餐饮外卖配送活动经营者应当依法建立适应新就业形态的工会组织，工会组织参与劳动报酬规则、绩效考核、派单机制、劳动安全、工作条件等涉及网约配送员利益事项的协商协调，维护网约配送员合法权益。

事实上，政府部门对灵活就业人员的社会保障并非始于今年。从去年开始，北京、上海等地就已经在积极推动基层快递网点优先参加工伤保险。其中上海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和上海市邮政管理局发布的《关于做好本市基层快递网点优先参加工伤保险工作的通知》指出，快递企业应当依法参加各项社会保险。快递企业采用劳务派遣方式用工的，应督促劳务派遣公司依法参加社会保险。对于用工灵活、流动性大的基层快递网点可优先办理参加工伤保险。

“经过一年的发展，我们看到快递、外卖企业在工伤保险和劳动合同签订上有了一定程度的进展。”赵小敏认为，在现阶段，亟需政府在法规等方面形成强制性。“如果在灵活用工社保方面有过多的议价空间，是不利于社保体系的建设的。”

企业是保障灵活就业者权益的主角

“灵活用工群体的社保问题是不能由政府来完全兜底的，一方面对财政有巨大压力，另外对其他行业发展也不公平。”赵小敏指出，快递、外卖领域保障体系的建设依旧需要其企业来承担。

赵小敏进一步表示，随着社保可以进行异地结算，灵活用工人员的社保问题也应当被提上日程。快递、外卖行业都属于朝阳行业，在发展初期采用灵活监管方式。随着行业的不断发展，监管方式应向审慎管理转变。“快递、外卖行业发展很好、规模很大，但就是员工的幸福指数上不去，这是有问题的。”

令人欣慰的是，一批快递、外卖头部企业已经开始注重员工的福利待遇等问题。

5月8日，中通举办首个中通小哥日，并发布《中通快递集团关于全面推进小哥权益保障工作的实施意见》，其中全面覆盖针对全网中通一线员工的“四大保障”——收入政策保障、关心关爱保障、创业赋能保障和风险防范保障，旨在切实保障全体中通小哥的各项合法权益和合理收入。

此外，京东物流公布的今年一季度财报中显示，一季度京东物流一线员工的薪酬福利支出为126.3亿元，同比增长26.5%。近三年，京东物流累计为一线员工支出薪酬福利达到1065亿元。

“快递员、外卖员的社保是必须要解决的，现在只不过是谁在什么时间来开闸的问题。”赵小敏也承认，员工社保势必会给企业带来不小的成本压力，“根据行业发展来看，快递、外卖行业进入洗牌阶段，能够最终生存下来的头部企业也将能承担这笔开销。”

而对于行业为灵活用工人员缴纳社保后是否会带来快递、外卖配送费用涨价，赵小敏的答案是肯定的。“价格上涨是必然的结果，但从中长期来看，无论有没有这个事情，行业价格都会走一个上升通道。”

随着灵活就业趋势的不断加强，灵活就业人员的社会保障问题也越来越受到关注。政府应该更加积极地制定相应政策，为灵活就业人员提供更好的权益保障和社会保障。而灵活就业人员也应该加强自身法律意识，争取合法权益，为自己的职业发展和就业保障打下坚实的基础。

(本文刊载于《中国物流与采购》杂志2023年第11期）